云南私庄矿难致35死8人失踪 矿长等责任人被拘
[72]在行政指导中贯彻增益止损原则。
当然，无论法律规范中对此类公开违法事实行为的设定是否符合《行政强制法》的规定，其法律性质本身都是一致的，属于行政强制执行行为，只不过可能是违法的行政强制执行而已。三、公示型声誉制裁的法律性质与规范形态 公示型声誉制裁是指行政执法机关客观地公开行政相对人的违法事实，从而减损其社会声誉、降低其社会评价，使其他社会主体减少与之合作的意愿，实现对行政相对人的制裁。
门中敬：《失信联合惩戒之污名及其法律控制》，《法学论坛》2019年第6期。如果仅是一对一实施的警告，就不具有减损其声誉、降低其社会评价的功能，也就不属于处罚型声誉制裁。社会公众知晓此类警示信息之后，可能会避免食用或使用这些食品及其相关产品，于是会对相关商家的利益产生实际影响，这也体现了其作为声誉制裁的特质。张晓莹：《行政处罚视域下的失信惩戒规制》，《行政法学研究》2019年第5期。参见虢海萍、雷新明：《对警告行政处罚的认识——兼评警方挂黑店牌匾》，《政府法制》2006年第15期。
第二，由其他行政机关实施的制裁。如旅游胜地的市场监管执法机关给宰客的水果摊点挂上黑心店的标牌，[37]公安执法机关给火车站附近宰客的店铺挂上黑店的牌匾等。以行政处罚为例，《行政处罚法》在功能上具有作为行政处罚总则的地位，所以应当将《行政处罚法》编入行政法典分则，从而统领特别领域的行政处罚规范问题。
作为总则的总则，一般规定要代表行政法典回答立法目的、制定依据和基本原则等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行政法典确实有助于实现法治政府建设这个兼具政治性和法律性工程的守正创新。其次，行政法法典化并不是一场简单的概念重组或逻辑演绎的过程，而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基于他们的普遍共识，表达他们对一系列行政法治问题的基本观点和看法的过程。譬如，在民法典出台后，就有学者讨论民法与刑法之间相生相成与渗透融合的关系。
因为，理想法律模式的建构需要精致的法典形式作为载体。其中，具体列举的类型可以根据当前实践和未来分则的需求而择要规定。
行政法的规范内容固然变动不居，但是新的内容总是要寻找合适的形式加以表现。在此基础上，行政程序一章可以参照既有立法积累的有益经验，全面规定行政回避、决策、公开、证据、送达、期间以及裁量权基准制度等。沿着法典化的政治导向，行政法学界不断呼吁争取早日制定一部符合我国国情的完备的行政程序法（典），行政法法典化理想继续朝着程序法的方向迈进。正如穗积陈重所说，归纳的哲学之始祖又是法典编纂论的始祖。
3.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在实现国家统一之前，统一各自为政的法域和四分五裂的法制从来都是一国法典化运动的初心。其四，行政主体的编制机构管理以及行政法上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问题也必须有所兼顾。当前，行政单行法的制修模式已经不能满足行政法进一步发展的需要，而且我们决不希望总是看到行政法一直受到杂乱无章、变动频繁之类的诟病。第一，行政法法典化不是简单的法律汇编，而是其自身的体系化。
（三）行政法法典化的社会共识 行政法典要不要编纂、能不能编纂成功、编纂成功后能不能得到有效施行，在一定程度上要取决于行政法法典化今后取得多少社会共识。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我国进入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新时代，宪法修正案的通过和民法典的成功编纂都代表中国社会共识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整合。
其一，行政主体的范围分为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组织两部分。缺乏完备的行政法规制约，国民政府腐败不堪，直到1949年新中国废止了六法全书，才开启了新中国的法典化。
结语 法律是时代的一面镜子。从法社会学的视角来看，期望法典编纂的人民是那些深受法律模棱两可和不公开性之苦的人。进言之，行政法典的编纂既要以社会共识为前提，反过来也要整合、凝聚社会共识。可见，在规划时代的法治建设中，行政法法典化的历史契机已经到来。面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刻变化，行政法有必要通过法典化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来实现良法善治，进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然而，这些身处于顶端、表述抽象的价值理念，还需要在行政法典的具体实施中得到彰显。
行政法典作为一国行政法律的结晶，必然要以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为产生条件，否则，缺少民族共同体普遍的接受、认可和遵守，行政法典无异于金玉其外的空中楼阁。当时就有学者指出，行政法的范围太广，每一类行政事项都很复杂，单就某类行政事项编成一个有系统的法典，已经很难，所以，制定一部完整的协调一致的法典，像民法典和刑法典那样用一个总则概括起来，更加困难。
一定程度上说，未来行政法典的正式诞生意味着立法者叙事言说的结束，同时又宣告了法典执行、适用和遵守的开始。其三，行政主体的核心问题是行政职权，它具体包括行政事权、财权和组织人事权，这些权力按照什么管辖原则分配和运作，也是必须解决的问题。
当时，我国行政法规数量已经不少，但是相当混乱，没有统一的原则和结构，彼此间重复、矛盾现象相当严重，特别是至今还没有一个总纲，就是说缺少一个作为基本法的行政法。行政法典的编纂既不需要、也不可能对人们期待的所有议题都直接给出答案，而且再完善的法典都会呈现出一定的未完成性——它是先天的和必然的。
此时，要想使行政法典作用于执法活动、司法裁判和守法行为，就必须经由对法典文本的思维和诠释而获取其真意。有学者指出，我国行政法治理念始终未能形成统一的体系，因此有必要抓住行政法典制定契机对其进行整合。最后，行政救济方面要尽全面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救济渠道，包括对已有的复议救济、诉讼救济和行政赔偿救济制度设定总则性依据。行政法的价值理念有抽象和具体之分，目前可能还分散在各种单行立法之中，也可能体现在学理共识之上，将来必然还需要通过行政法典来整合。
其中，尤其要突出将行政复议制度作为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的功能定位。三十年前，对于行政程序立法这一浩大工程，我们就曾提出化整为零、各个击破的观点，即先在各行政领域立法中先研究和制定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许可、行政收费等程序规范，以积累经验。
为尽快填补立法空白，我国在建国初期采取了另起炉灶的策略，即首先进行大量快速行政性立法来巩固了新生政权，稳定社会局势。所以，笔者认为，目前应当将行政法典限定在一般行政法的范畴内予以推进。
由于行政实体法的性质复杂、范围宽泛，从实体法的角度如何规定行政法总则的内容存在困难、争议较多。法典是法律与政治权力合作的桥梁。
实质法典化则暗含了先破后立的编纂策略，即是要对法律文本、框架结构、规范秩序等进行系统化革新，法典化的水平自然就比较高。所以，在总结这一系列历史经验时，德国学者曼弗里德·沃尔夫（Manfred Wolf）指出：法典化的政治愿望过去和现在都常常与民族国家的产生紧密相连，法典编纂有利于民族的法制统一，从而强调一个民族的现实存在，在国家合并的情况下消除以前存在的法律的分歧。就横向维度思考，宪法统帅下的各部门法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是相互配合、相互渗透的，而只有行政法典才能代表本部门法与刑法典、民法典等就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问题进行商谈与沟通。第五章是行政的监督、保障和救济。
所以，形式统一的行政法典以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威性方式宣告了一个国家和民族对行政法治的崇高追求，这对于作为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的法治政府建设来说，无疑是奠定了稳固的基础架构。未来，基本原则应当在学理和立法共识基础上，因应宪法和民法典的制修导向，增设行政法典的绿色原则。
所以，在法典体例、逻辑结构、语言表达的形式统一过程中，行政法典的目标宗旨、基本原则、主要制度以及制定机关、效力位阶等方面自然都不同于以往任何行政单行法。譬如在法国和德国实现国家统一后，法典便负有统一杂乱的法律制度并以此帮助形成一个坚若磐石的民族国家的任务。
行政法的一些原则和制度尚不完全成熟的问题，可以通过加强部分基础理论的比较和研究来解决。有学者指出，《唐六典》作为中国法制史上第一部行政法典具有标志性意义。